2007年12月6日 星期四

如果Adam Smith在乾隆年間(1776年)到中國蘇州考察,當時經歷的情況可能會引起他的興趣,與祖國英吉利做比較

一、前言
乾隆時期
自1636年清朝建立,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之後,中國的最後一個帝制王朝-清朝,帶領中國邁向另一個政治、經濟的頂峰。清朝繼承了明朝在紡織、瓷器上的豐功偉業,這些文化產業在清朝更是被發展到了極致的階段。

Adam Smith的學說
Adam Smith(1723-1790),政治經濟學的先驅,最著名的理論莫過於1776年所出版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該書倡導自由市場政策。古典經濟學說之下的市場機制-「 一隻看不見的手」便是由他所倡導的原則。另外,Adam Smith以貿易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而貿易的基礎是勞動分工和絕對利益。此時歐洲雖已開始邁進工業生產,進入商業體系,也擺脫了大饑荒的威脅,但18世紀歐洲仍是農業經濟為主。[1]
若我們現在假設Smith在經濟最頂盛的乾隆時期造訪中國,預測他會有什麼發現,或是好奇感到有興趣的事情的話,應該就是以下兩項了:
1. 強盛的紡織產業-正處於工業革命時期的Smith,必定想了解中國紡織技術與英格蘭的飛梭紡織機有何可以競爭之處
2. 商號與工會-中國商號;英格蘭工會,同樣是保護勞工、限制勞動供給的組織團體,中國的「工會」會是如何呢?
以下針對這兩點詳細探討。
二、紡織
自從元代開始,紡織業崛起,約1295-96年間,據說中國紡織的始祖-黃道婆,自海南島的黎族習得一身紡織的技術並帶回中國。從那時候開始,「桿、彈、紡、織」便在她的推廣之下傳遍全中國。明朝,這種紡織技術已經被大力的推廣於城市鄉村,家家戶戶均有女人會紡紗,但仍屬於散戶階段,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龐大產業。清朝中葉之後,棉紡的事業已經從家戶擴展到了工廠,一個不容小覷的龐大事業。在該時期,光是廣州的棉紡廠就已經達到工人5萬人次,工廠2500家的龐大經濟體了。
由於大部分生產的均是高品質的紡織品,不論在內銷或出口上,中國輸出的紡織品並不在價格上做競爭。在這個階段,中國良好的技術,外加上低廉的勞工,對英格蘭的紡織業來說是無利可圖。
18世紀中葉,歐洲正處於工業革命的啟蒙階段(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30),但令人意外地,工業革命對於歐洲的產能提升沒有太大的貢獻。相同的時期,英國雖有相對先進的飛梭紡織機代替大量的勞工,但中國當時也有不遜色於飛梭的織布機,在工業技術上而言,中國並不亞於英國;甚至,中國的紡織技術是英國模仿的對象,例如染絲等加工程序。英格蘭確實曾經在棉紡織業上遭遇過困境-國內對於紡織品的需求不足、沒有充足的土地種植棉花、英國政府一度禁止進口東印度的棉花原料等等;但由於紡織業者對於東印度結實的布料需求量極大,用偷渡的方式也要進口印度棉布。自1775-1780年間的阿克賴特與克蘭普頓的紡織機問世之後,英國的棉紡產業開始了激烈的競爭,這種風潮也陸續傳到了整個歐洲。
『不可小看棉紡織業革命的意義』[2]
許多人曾經以為是紡織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然而,這並非正確的研究。但若小看紡織業對工業革命的意義,那也不是正確的。英國與1787年的經濟起飛,棉紡織業所累積的大量資本可說是重要功臣,許多產業都是伴隨著棉紡業起飛的受惠者;這種壯闊的局面一直維持到了20世紀,紡織產業仍是維繫英格蘭經濟的重要因素。

三、商號與工會(Labour Union)
若以為中國的行會組織不完善,或是近代才開始發展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據歷史記載,自1287年中國元代的南方地區就已經有設官管理工部,並分作院、局、司等來分層管理。[3] 16世紀出現了新的商人組織,創造了擴大交換的辦法,連結了中國主要城市,並且把各市鎮網絡和其周遭的農村也納為一體。其間雖經歷明清交替的衰落,但18世紀新一波的商業擴展席捲了中國更多的地區,使斯密型成長[4]隨處可見。[5]
民間工匠形成了類似於工會的組織,這些組織在中國的稱呼不少,主要以組織形態與功能上做出區別,如山西「幫」、徽「商」-有地域性,通常出現在地區資源貧瘠的省縣;商幫的產生促進了會館的興盛,「會館」-可以是同鄉或是同行的組織,專事於農業的管理;「公所」-是商業行會,規模較大,財力豐厚,有可能會形成互助性質的團體。商號,原始會被西方誤解為系統發展不完全、商業資本不安全的組織,但自大清時期,這些中國的「行會」已經有勢力可以限制勞力的供給,以罷工來要脅雇主將工資提升也不是少見的現象。
行會的職能在清朝已經非常完善,列式為下:
1. 同行統一報價,以減少競爭
2. 規定員工工資,並有限制加班的時間
3. 保證商品品質,對工人的品行與資質有所有要求
4. 違規者罰款[6]
商業行會的功能則又更多了,由於財力雄厚,商業行會可以提供其行內勞工更多的保障,有時甚至形成一個互助性質的組織。經費來源不一,大致分為三項:課稅金、罰金與捐款;主要職能也分為三大類:於需要急難救助的行員時,提供必要協助、逢年過節提供節目或宴會,以及向政府納稅。[7]
[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2] Fernand Braudel,1999,《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511
[3]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875
[4] 斯密型成長就是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勞動分工及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動力
[5]王國斌,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6-17。
[6]侯家駒,《中國經濟史》,887
[7]侯家駒,《中國經濟史》,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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