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第一次商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宋代?(鄭名雯)

在《中國三大革命與海洋》一文中，作者郝延平提到以下造就中國近代商業革命的因素：沿海的自由貿易、貨幣新形式、信貸擴張、市場擴大、農產品商業化。 依照郝延平的定義，中國近代商革的時間點分別落在北宋仁宗到南宋末期（1020～1260年）、晚清、20世紀中期的台灣。英雄所見略同，美國學者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提到宋代的商業革命，他所認為宋代發生了一場商業個命的原因有三：一、宋代技術的提升，生產力大幅提升;二、中國在宋代產生了以商業為主的大城市，而非平常的以行政為主的城市;三、因為宋代經濟力的提升，因此外國貿易量也增加了。[1]

依照眾多學者的看法，我們確定宋代確實上演了中國第一次的商業革命。歸納眾多學者的看法，筆者並參考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一書中的看法，歸納出了四點宋代發生商業革命的原因，他們分別是科技發達、繁盛的內外交通、中國的一次的人口爆炸與活潑的商業金融市場。
〈一〉科技發達：到達巔峰的利用
中國歷史上有四大發明，包括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火藥與～～。其中南針、活字印刷術到了宋朝被充分地利用，因此也成了造就商業革命的功臣之一。但精確而言，這些偉大發明並非在宋朝被發明，而是被到達巔峰似的創新並善加利用。指南針在宋朝被運用於航海技術，是現在我們所謂的羅盤。羅盤在宋朝被充分地運用在海上貿易，使得宋代的外國貿易比起前朝，更加地繁盛。另外，印刷術到了宋朝發展出了活字印刷的技術，這項技術使得宋代文化產業更加蓬勃發展。

〈二〉繁生的內外交通：南北大運河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一書中，全漢昇認為南北大運河的暢通與否，對唐宋國運有極大的影響。自隋朝煬帝所建造的南北大運河，後朝若能夠充分運用該運河、保持運河的暢通，對一國的政治、經濟均有極大的幫助。以宋代而言，南北大運河是宋代產生商業革命的主要功臣之一。政治層面上，南方充沛的糧食正好供給北方因戰爭而衍生的糧荒問題;在商業層面，南北的市場也因該運河的串聯，活躍了彼此的市場與社會經濟。

〈三〉中國的第一次的人口大爆炸
約13世紀中葉，中國人口數首度達到一億。[2]因五代十國多年的戰亂，唐初人口較少。唐末又因安史之亂，消磨人口，使得北宋初期人口也較少。吳松弟在《中國人口史》一書中提及「除了某些特殊情況，西漢之後，絕大多數較穩定政權下的全國每戶平均人口數約在4.5～6之間。」因此該學者推算在徽宗大觀三年（西元1109年）的全國戶數約在2080萬戶，全國人口數約達8700萬人。許多歷史學家更認為，到了南宋末期，人口數已經到達了一億人，該時期南部沿海地區人口密度較北方高。人口眾多與商業革命的關連性在於，可生產較多勞力密集產品，如農產品，手工藝品等，國民所得因此而增加，並透過南北大運河的交流，締造商業革命。

〈四〉活躍的金融市場：紙幣的產生
宋朝與前朝最大的金融制度的改變就是「交子」的出現。《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作者認為，當商業活動繁盛之後，人民才會關心貨幣制度是否需要改進。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北宋末期到南宋期間商業活動已經相當頻繁，紙幣才因而出現。又在稅制而言，宋朝實施「兩稅制」，[3]這使得人民更加仰賴貨幣經濟。活躍的商業行為與貨幣經濟相輔相成之下，造就中國第一次的商業革命。

[1] 同樣地，日本學者斯波義信亦在《宋代商業史革命》中提到他所認為宋代發生商業革命的原因：明顯的城市化現象、農產品商業化、經濟體制改變。
[2] 中國古代的人口普查向來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相關領域學者通常透過全國戶數與每戶平均人口數推估全國人口。
[3] 唐代實施「實物稅」，繳納稅金就是繳納實物貨品。

參考書目：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 》，1991初版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2000
●Leften Stavrianos，《全球通史》，1999
●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1997
●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1992

期刊論文：
● 郝延平，《中國三大革命與海洋》，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1997

宋代以前產業活動的變遷(李漢崇)

革命的發生，往往不是偶然，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演化與事物的積累，才會產生。而革命所代表的是，和以往所不同的觀點、觀念，甚至是習慣，例如工業革命所代表的，就是生產方式的改變與進步；法國大革命所代表，則是對於民主與君主專制的轉變。
因此，要能瞭解何以宋代能夠發生中國第一次商業革命，那就必須先瞭解宋代之前的經濟產業活動的態勢，如此，才有辦法辨別商業革命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
(一)中古的自然經濟
從先秦至宋代，可說長達有二千多年的時間，但對於中國的經濟產業結構而言，卻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先秦至兩漢，屬於中國第一次大一統帝國的形成；第二個階段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可說是中國兩大一統帝國間之過渡時期；最後一個階段，則是隋唐至安史之亂前。以下，再分別就各階段，予以說明其經濟產業之結構，與各階段之間的變化。
1.先秦至兩漢時期
此一時期，雖是中國第一個一統帝國(秦漢帝國)，但整體而言，中國的發展多集中於北方，也就是黃河流域，中國南方則可說處於未開發的階段，且大形都市的形成，多為行政或軍事之中心，商業行為對都市中的居民而言，只是一種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
雖然商業行為在秦漢時代仍不算鼎盛，但卻已經有貨幣交易的產生，最早可追溯至周景文帝始鑄大錢，因而有貨幣經濟的產生，話雖如此，物物交易的自然經濟行為依舊存在，例如「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以及漢光武帝時，官員的薪俸一半是貨幣，另一半領的則是穀物。
整體來說，漢代的貨幣經濟算是進步的，且多以貨幣來繳納稅賦，而不是以往的實物稅賦，直至漢末，因戰爭頻仍，貨幣經濟的行為才又倒退回以往的自然經濟(物物交易)。
2.魏晉南北朝時期
此一時期，因戰爭的頻仍，使得中國經濟產業的發展，可說是有所倒退，但卻因為人口的南遷，使得南方的土地不斷地開發，而使江淮一帶開始興盛繁榮，甚至有超越黃河流域的趨勢。
但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活動還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從漢末以降，中國便不斷發生動亂，如黃巾之亂、董卓之亂、五胡亂華，甚至是南北朝之間的對立等，使得許多城市遭受破壞，再加上人口的銳減，使消費量減少，也造成土地荒蕪，生產量也跟著減少；在消費與生產同時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活動自然更加萎靡不振。
除了交易活動減少外，於商業活動所需的交易媒介，也由漢代的貨幣經濟，退化為中古時期的自然經濟，也就是實物交易的行為，原因除了各地戰爭不斷，且各國之間的貨幣不同，無法互相流通之外，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可供流通的貨幣數量不足，且所鑄造出來的貨幣品質不佳，不易保存。也因為如此，於魏晉時代，繳納給政府的稅賦是以實物繳納的，政府給官員的薪俸亦以實物給付之。
3.隋唐至安史之亂前
隋唐時期，雖中國又成為一統一的帝國，版圖甚至超越秦漢帝國，但北方因遭受長期戰爭的摧殘，已難以回復以往的生產力，因而使得南方取代北方成為經濟的重心，但在軍事與行政的考量下，隋唐帝國的首都仍是定都於北方的長安與洛陽。
然而，為抵抗北方外族的侵擾，中國北方是需要相當龐大的軍需，故於隋代，便有南北向運河的開鑿，以連通中國的南北方，使南糧得以北運。也因為運河的開鑿，使許多位於運河交會的城市便繁榮起來，甚至產生了以商業為主要機能的大都市，開封與汴京便是一例。此外，在唐代時，國際間的海外貿易便已開始形成，再加上陸上絲後漸被中東的國家所阻礙，而使國際貿易的方向由陸上轉往海上，更加帶動許多商業城市的興起，也為宋代的商業革命的發生播下了種子。
隨著社會的安定，許多的生產活動也重新展開，包括礦產的挖掘，因此使得銅的產量大增，再加上商品的多樣化，使物物交易的模式更顯不便，因此使貨幣交易的行為又再度開啟。
但在稅賦的課徵方面，隋唐初期因是承襲於南北朝，因此課徵的標的仍是以實物為主，如布帛、粟、稻穀等。
整體而言，隋唐初期的中國，商業的活動已經大為興盛，甚至專業分工的情形也更為普遍了。
(二) 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轉折
安史之亂前後，可說是宋代之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分水嶺。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有兩個重要的改變，一個是貨幣經濟於漢末後，再度興起；另一項則是租稅制度的改變。
於安史之亂前，正是唐代的另一個盛世，也就是「開元、天寶年間」。因歷經唐代前期多年來的發展與穩定，民間的社會秩序已相當安定，因而使各項生產活動皆蓬勃發展，商品的種類與供給量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運河的開通，使水陸交通便捷，因而使商業的發展達到一定的成熟度。另一方面，因人力的增加，使銅礦得以大量開採，並有專業工人負責錢幣的鑄造，確保了錢幣的品質，提升了人們持有貨幣的意願與信心。而且，若仍維持以往的物物交易經濟，商業的活動是很難有進一步的發展，也因為如此，人們發現的貨幣在交易上的好處，以及當時的政府將稅賦的繳交從實物改為貨幣，而增加人們對貨幣的需求，甚至因而發生唐武宗毀佛之事情。另一項改變，如前面所述，便是租稅制度的改變，特別是在安史亂後，租庸調法漸漸難以維持，而改以貨幣繳稅為主，至唐德宗時，更直接創設兩稅法，全面以貨幣取代實物與勞役的稅賦。

（三）宋代商業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

（三）宋代商業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
1. 經濟重心正式南移
隋唐是中國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時機，此時雖因西北外患較劇，政治、軍事重心和秦漢的大一統帝國同樣在北；經濟狀況卻出現很大的轉變，其中最關鍵的轉變即是：經濟重心的南移。因此如何把南移的經濟重心和仍然在北的政治軍事重心相連接，即是隋唐和其後的宋朝所面對最大的考驗。運河的出現，便是因應此一現實狀況而出現的客觀因素，隋朝由於國祚甚短討論不多，唐宋時期運河河運的興衰，對國運昌盛與否的影響舉足輕重。
唐朝安史之亂得以平復，即在於亂軍未切斷運河的補給線，此後北方因戰亂殘破，南方相對平穩安定，故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更明顯地南移。宋代與隋唐相較，西北外患影響更劇，因此駐重兵於京師，需要更多的糧食供給，故須改在較近江淮、漕運便利的汴京來建都，比起隋唐的國都長安，汴京較為內向，也可看出此時北方對南方經濟重心的倚賴更深。[1]
此西北向東南的移動方向，亦可視為從大陸到海洋的推移。唐朝在西元751年對大食帝國（阿拉伯）怛羅斯之役戰敗，更是其對西北大陸逐漸失去控制，並朝東南沿海區域發展的證據之一，而宋代的商業革命更加速了此變動。[2]
2. 從中古到近代
近代化的定義包括商業化、都市化、經濟自由化等。此時土地制度轉變為地主和小農的私有土地制，王安石青苗法後，亦可理解為政府承認人民有處至土地收穫的自由，也暗示了私有財產的確立。[3]而南方的興起伴隨著河運、海運的活絡，沿河近橋和城門外都市因此發展迅速，新興的行市不斷增加，淘汰了就有封閉市區，使得個人空間和商業時空都更加自由。[4]
為使市場更有效率，也出現了與之相應的新技術，而商業的發達更助長了新技術的研發。中國即在宋代正式進入貨幣經濟，唐代雖已不是實物經濟，但不少物品在已利用貨幣表達價值之餘，仍用絹布交換。宋代則將銅錢做為正式交易媒介，極盛期還有紙幣出現，可見此時通貨流通之快速。到了元代差不多已完全不籌銅錢，單靠紙幣流通。[5]而此時大量貨幣的流通與發行，除南宋將滅時，未曾發生通貨膨脹；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帶動的人口大增，也未使宋代如以往般發生動亂，除可見北宋經濟之豐厚，也代表此時已有能相配合的新制度加以管理。
一般認為一國與國際的接觸越頻繁就越先進，先不論此定義背後的爭論，相較於前代，宋代海外貿易的確更為繁盛，宋朝銅錢甚至被當成商品售至高麗和日本，並成為其主要貨幣數個世紀。郝延平在〈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即認為宋代處於世界史上第一個商業跨洋大發展的時期，其與東北亞、南洋、中東皆有貿易，是東方商業的擴張時期，並直接刺激了歐洲進代商業革命的興起，邁向「全球市場」。[6]
此時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都經歷一大變革，故一般將宋代視為中國正式從中古轉向近代的開端。
3. 為何沒有過渡到現代？
宋代既是中國的轉捩點，擁有高生產力，成熟的官僚體系、貨幣制度和交易系統，貿易極為發達，識字率也達全球最高(15%~20%)，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將之稱為世界上第一個“早熟的國家”，[7]應該會如西方般發生科學革命、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進而推向現代，但為何沒有？
(1) 運河的衰落
北宋末年運河無法再發揮效用，和徽宗時蔡京廢除轉般法改行直達法有關：轉般法為唐代裴耀卿改革漕運而實行，也就是分段運輸法，因漕運所經各河水深淺不同，沿途常需停滯，甚至須改行陸運，運費和時間成本增加，改成分段運輸後，可等待河水深度合適時再上路，節省了運輸的時間。宋代汴京與江淮的距離雖較唐長安為近，但因集中的軍隊較多，糧食需求更大，故將省下的運費由發運司管轄，可在豐收時先收購米糧，以備農產歉收時仍有米糧可送往京師，以免錯過河川可航行時間，對糧食供求的調節也很有幫助。並且當時政府實施食鹽專賣，漕船卸貨後，可再裝鹽運至各地銷售，比空船而回更經濟。
蔡京為討好徽宗，其為發運司的親信即把應用來買米的款項獻給政府，使地方失去了購米的款項，且此時改食鹽專賣為鈔鹽法，規定商人在汴京買到鹽鈔後，便可到產鹽地換取食鹽，再轉往一定地點銷售，則漕船無鹽可載，勢必得空船而歸，故下令改轉般法為直達法。
直達法實施後，船隻航行的時日增長，每年往返的數次減少，使得政府對於沿途航運的督察管理非常困難，且漕運人員常故意停滯以盜賣船中米糧，賣完後即鑿沉漕船，一走了之，使送到汴京的米糧數量較以往大為減少。且運河用來儲水的水閘，因直達法而開啟無節，使得運河常因水淺而漕運不行。
在金入侵汴京被圍後，漕運不通，之後運河上遊的堤岸又因被盜賊破壞而潰決，以致河水乾淺，更加阻礙漕運。汴京政府因物資供給而財政困難，軍民也得不到糧食，使得物價飛漲，此時宋代失去了連立南北重心的管道，使得北宋財政崩潰，進而無法抵抗侵略而滅亡。[8]
之後南宋和金南北而治，運河遂荒廢，也是影響兩國皆無法抵擋蒙古的原因之一，不過在南方的江南河，卻依然提供了南宋首都臨安與全國各地的重要交通線，使得南宋仍能獲得各地資源，偏安東南。[9]
(2) 13、14世紀的“轉折”
伊懋可(Mark Elvin)在1972年提出“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之說：工業革命需有足夠的替代力需求才會產生，但中國人口眾多，此需求很容易被滿足，立刻達到平衡，卻反而成為無法進入工業革命的陷阱。[10]他並進而提出了“14世紀的轉捩點”的論點，認為宋代是中國的“中古經濟革命時期”，此時期的經濟成長伴有大量的技術發明；此後雖然出現了經濟增長，但是卻幾乎全然沒有技術發明。代表在14世紀時中國歷史的經濟成長方式發生改變，從而導致了中古經濟活力的消失。[11]
許多學者也表露出類似的觀點，皆認為宋以後的確發生另一個轉折，使商業革命停頓，並無從發展出其他發展。例如傅衣淩認為在14世紀（元）以前，中國的生產力是走在世界前頭的，到15、16世紀（明清），卻變成了落後國家。漆俠則認為宋代中國經濟居於世界的最前列。但在女真、蒙古等征服王朝的統治下，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轉折”，因此從14世紀之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逐漸地趨緩並遲滯。不論此轉折事發生在元代或明代，其皆認為宋後中國社會進步的速度開始明顯變慢。[12]
支持“轉折論”的學者，總歸中國社會的經濟變化方式，為何由“唐宋變革”變成“明清停滯”，原因有以下幾點：
邊疆的人口和資源達到飽和、被“填滿”[13]
中外交往減少：中國社會變得更為內向[14]
科學思想不發達：中國哲學家們對自然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對系統的調查研究感興趣（格物致知），而是依賴於內省與直覺（心即裡），因而沒有科學的進步來激發生產技術的進步[15]
一統帝國的高壓：女真、蒙古貴族所代表的落後經濟關係的滲透，並與漢族的大地主------農奴制關係相結合，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成為社會前進的阻力[16]
宋代雖已是當時世界上採煤量最高的國家，但由於運河離產煤地距離較遠，無法大規模的開採來促進重工業的建設[17]
(3) 有無13、14世紀轉折？
此“轉折論”在近年來遭受若干質疑：韓儒林、師道綱等元史學者提出：“元代並不是一個黑暗時代”；相反地，元代在唐宋發展的基礎上，經濟繼續上升且有長足的進步。[18]李幹在《元代社會經濟史稿》中也一再重申，應對元朝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給予全面的評價；元代擴大並確立了中國的版圖，並將邊疆地區也納入管理，使全國各族人民能在較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也因此促進了經濟、手工業的發展，並與中亞、歐洲等國有所接觸，使得元代商業都市仍是當時世界性的大城。[19]林金樹、楊國楨、陳支平等明清史學者也反對明初發生轉折：明初幾十年，是一個社會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階段。[20]郭文韜等農史學者則認為宋元一同構成中國南方農業突飛猛進的階段，而明清則是中國傳統農業“縱深發展”、並“達到頂峰”的階段，因此宋後元明根本不存在“轉折”。[21]
之後也不斷有學者試圖提出證據來反駁由“唐宋變革”到“明清停滯”的“轉折論”：宋史學者在稱頌宋代技術進步時，並未注意到這些先進技術的地域性。大澤正昭指出：這些先進技術並無普遍性，總體而言，南宋江南平原農業中所使用的技術，並未超過唐代後期的技術水準。與此相反，明清江南精緻的農作技術已達普及，並比宋代所用的技術更先進。因此從宋到明清，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宋末明初處於此過程中，並無任何“轉折”可言。[22]
李伯重並在其著作〈有無「十三、十四世紀轉折」？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的變化〉中下此結論：宋末以來江南農業都是朝著同一方向變化，可說是性質相同的變化。當然在變化的速度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此不同可用發展的週期性來解釋，而不應視為重大的逆轉。因此所謂的“轉折”，顯然只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中間性階段而已。[23]
而此論點或許也可說明宋代的商業革命並未在元朝的異族統治之下停頓；或著宋代所謂的商業革命或許根本不存在，其只是中國經濟史中，技術逐漸累積起來的一個高峰，而其後明清經濟更是在此基礎上更加高度發展，繼而成為中國經濟的另一波高峰。
(四)結論
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或為何無法資本累積，都脫離不了西方中心論的史觀。畢竟，以世界各地文明來說，資本主義未萌芽或未成熟的占大多數，可以說發展出資本主義並非常態；那麼，歐洲資本主義的成熟就只能算是特例，並非各文明必經的道路。故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時，或許該反過來想：歐洲為何會出現資本主義？
[1]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上）》（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279-280。
[2]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錄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0)，2004），14。
[3]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14。
[4]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51-266。
[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5-16。
[6]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32。
[7]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960-1279.”in Ainslie T. Embree and Carol Gluck, eds.Asia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de for Teaching(Armonk: M. E. Sharpe, 1997), 336.
[8]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上）》，382-389。
[9]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上）》，391-392。
[10] Mark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in 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960-1279.” ,336.
[11]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局，2003），21-22。
[12]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1-22。
[13]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
[14]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
[15]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下）》（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557。
[16]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下）》，556。
[17]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下）》，553。英國能成為工業革命國家之首，其中一點原因即在於英國的產煤地皆位於河流和海岸附近，故能在鐵路發展前，就能以河運大量開採。
[18]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24。
[19]李幹，《元代社會經濟史稿》（香港：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社，1996），1-9。
[20]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4。
[21]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4。
[22]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90-91。
[23]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96。

〈中國第一次商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宋代？〉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1. 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960-1279”in Ainslie T. Embree and Carol Gluck, eds.Asia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de for Teaching(Armonk: M. E. Sharpe, 1997), 336-351.
2.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10-18。
3.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下）》，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
4.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上）》，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
5. 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局，2003。
6. 李幹，《元代社會經濟史稿》，香港：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社，1996。（繁體版）
7. 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錄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0)，2004），9-44。
8. 陶晉生，《中國近代史》，臺北：新陸出版社，2005。
9.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5。
10.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11.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2001。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鄭名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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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bloger中文版無法與蘋果電腦的操作指令相容？？？？？？？？

因為換年度行事曆的關係,手邊沒有學長的連絡方式,

已經寄給芊瞱,會轉寄給學長！

內容部份,我想我還會再加！

那就麻煩學長了！

中國第一次商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宋代？

一、 研究動機
一般將宋代視為中國邁向近代前期的開端，先不論此分期方法用於中國是否適當，在許多的論述當中，都顯現了中國在此時的確碰到了一大變革。宋代進入貨幣經濟，大量發行貨幣，卻從未發生通貨膨脹；中國第一次超過一億的人口爆炸發生在宋代，卻沒有如以往發生動亂以減損過多人口，均可見宋代經濟之豐厚。但夾於強盛的唐、元之間，清末國勢衰弱以來，宋代卻也被視為中國貧弱的開端，卻為何能發生第一次商業革命，並讓中國就此進入近代？本文即欲討論中國第一次商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宋代，和此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二、 大綱
（一） 簡述宋代以前產業活動的變遷
1. 中古的自然經濟
2. 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轉折
（二） 第一次商業革命為何發生在宋代？
1. 科技發達
2. 中國第一次人口爆炸
3. 高度發展的農、工業----都市化
4. 內外交通的繁盛----世界市場的形成
（三） 宋代商業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
1. 從中古到近代
2. 為何沒有過渡到現代？
三、 參考書目
（一） 專書（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1.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10-18。
2.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下）》，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
3.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上）》，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
4. 李伯重，〈有無「十三、十四世紀轉折」？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的變化〉，收錄於：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局，2003），21-96。
5. 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錄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0)，2004），9-44。
6. 郝延平，《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陶晉生，《中國近代史》，臺北：新陸出版社，2005。
8.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5。
9.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

期末報告: 論米糖相剋(上) by鄭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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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米糖在殖民時期是否一定發生相剋情形，又這種情形是否同樣發生在日本政府統治韓國時，以及是否發生於荷蘭統治台灣時期。

背景描述
「米糖相剋」這個議題到目前為止仍是個經濟學者相當關注的議題，不僅是在台灣，日本也是如此。從台大教授古慧雯、吳聰敏(1996)<論「米糖相剋」>看來，兩位教授的論點在於因為米與糖是彼此爭地的兩種作物，他們主張同一農地不是種植蔗糖，便是種植稻米。但是後進學者卻在研究中發現，土地並非隨著時間總是固定的，意即，隨著土地的開發，耕地面積也會跟著增加。因此便產生了以下情況：即使台灣的稻米耕作面積日益增加，蔗糖耕作面積並沒有減少，反而會有增加的情況，這或許是因為土地不斷的被開發利用，或是其他原本耕作其他農產品(非稻米)的作物被拿來耕種更有利益的蔗糖所致。

然而，本文並非要從土地單位面積這個論點來探討米糖是否相剋，而是打算用殖民的角度來討論米糖是否曾經相剋的疑問。本文將以許介麟教授的<「台灣米」解救日本資本主義化的危機>以及張明宗教授的<台灣日治時代的平衡均惠式發展與米糖相剋問題>為主，並佐以其他學者在這個領域的見解，以不同於數理分析的角度，來討論「米糖相剋」這個議題。

從殖民角度看「米糖相剋」
1895至1945年，台灣為日本所統治達50年。在同時被日本所統治的兩個被殖民國：台灣與韓國，是否同時遭遇到台灣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如果韓國並沒有遭遇到相同的處境，則米糖相剋就不會是土地的問題，而是政府政策的問題。首先將討論台灣與韓國在各層面不同的情況，再來將討論荷蘭統治台灣時期是否也發生米糖相剋的情況。

一、直接剝削與間接剝削
在日本殖民台灣期間，日本政府(在台灣稱作台灣總督府，以下稱總督府)決定保有台灣原本的佃農制度，總督府認為藉由台灣地主對佃農的壓榨，比起由總督府來管理龐大的農民還來的有效許多，如果有任何農地上的施政方針，僅需要透過與地主良好的關係，便可以輕鬆達成。在台灣，自耕農所佔比例約僅30%，其餘比例均是半耕農與佃農，約佔70%。(如表1所示)

表1:
自耕農 30%
半耕農 30%
佃農 40%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資料，自行整理而得)

半耕農與佃農無法選擇可以種植何種作物，或說力量極小。種植稻米或是蔗糖是由地主所決定，而地主的決定通常是由總督府所決定。在以母國經濟為主的情況之下，台灣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意即日本母國決定進口大量稻米，則台灣必須種植稻米並出口到日本；相反地，當日本母國不缺乏稻米時，則台灣就會有較高比率種植蔗糖，或是其他類型作物。
韓國情況與台灣略為不同，韓國的土地是由日本資本家所收購，日資本身就是韓國的地主，因此韓國的農民是被日資直接剝削，這也是因為韓國比較反日，而台灣比較親日的關係了。[1]除此之外，韓國也是依照母國經濟的模式去施行，但由於土地是由日資所掌控，因此經濟取向的力量比政府力量來的稍微強。

[1] 許介麟，<「台灣米」解救日本資本主義化的危機>

期末報告: 論米糖相剋(下)

二、米的產銷制度
台灣農作物的產銷制度與韓國不同，在農民將稻米收割之後，會將所收割到的稻米交給碾米廠(土壟間)處理，因此台灣本土的土壟間具有稻米收購與流通的力量達73.4%；這與韓國不同，韓國的碾米廠與精米廠有75%以上均是由日本人所掌控。因為台灣有高比率的稻米控制力量，不僅是反日情緒不若韓國般高漲，總督府若必需要控制台灣稻米的島內產銷，也必須與台灣的土壟間一齊配合。

三、「專賣」米
為何台灣總督府會在台灣專賣米，而韓國卻沒有被日本政府施行這項政策？
理由一
在台灣的情況，由於糖價是隨著米價的漲跌而波動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米價高漲，造成糖業資本家收購蔗糖的成本高漲。在總督府1919年1月所頒布的「米穀輸日限制令」當中，限制台灣米若非經政府特許，不得輸日[1]，因此米價大跌，也抑制了蔗糖的價格。是故，總督府對台灣實施專賣的原因在於壓榨米價、保護日資糖商。
理由二
總督府對台灣實行的有關稻米的政策主要原因都來自於母國經濟，因此每當日本國內缺米，日本政府便大量低價收購從台灣出口的稻米。又由於台灣米一年收割2~3次(是地區而定，越往南邊收割越多次)，收割的產期剛好都是日本欠米期，理所當然地台灣成為日本的後備米倉，提供日本島內因戰爭，或是過度資本主意化之下的稻米欠缺。然而韓國稻米收割期與日本島內收割期是相衝突的，也因此擁有日本土地的資本家沒有動機實施稻米專賣了。

四、荷蘭統治台灣
日本人的主食與臺灣人主食相同是稻米，因此在台灣被日本統治期間，每當日本欠糧的時候，台灣總是最大的稻米補給國。然而這種現象並不發生在荷蘭統治台灣期間的38年，主要原因便是稻米並非荷蘭的主食。因為稻米並非荷蘭人的重要民生物資，因此稻米在台灣並沒有強迫回銷荷蘭的壓力；另一原因可能是船程太遠，在稻米無法長期保存的情況之下，荷屬東印度公司放棄這一項利益。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經濟學家所鑽研的「米糖相剋」僅發生在台日之間。因為台日之間存些許條件上的差異(如氣候)，導致台灣成為對日的最大稻米出口國。因此嚴格來說，「米糖相剋」這種現象只是存在於殖民國與被殖民國之間的一個特例罷了。

[1] 張明宗，<台灣日治時代的平衡均惠式發展與米糖相剋問題>

米糖相剋 真有其事?

(This is the outline of the presentation. The complete text will be posted soon!)

Slice 1 從殖民角度看米糖相剋
Q1:被殖民的台灣有權利選擇種植何種作物?
不行!

• 因為"母國經濟"
  「地主-佃農制」

Q2:那佃農有權利選擇種植何種作物?

極少!
佃農被地主間接剝削
自耕農-佔30%
半耕農-佔30%
佃農-佔40%


Slice 2 台灣的情況
「米」的產銷制度
--土壟間(碾米廠)
--土壟間並未被日資佔領
--地主 - 土壟間 - 佃農
「糖」的情況可不一樣!
--糖的產業幾乎被日資佔領

Slice 3 韓國的情況
韓國的產銷制度(台灣是農民被地主間接剝削)
--直接剝削
--日資直接就是稻田的地主

Slice 4「專賣」台灣米
日本總督府不只「專買」，並且「專賣」!
為何日本政府會對台灣米實施「專賣」?
--為了壓榨米價
--保護日資糖商

Slice 5 為何韓國沒有米的「專賣」?
因為: 1. 沒有意願設立公賣局
2. 無需壓榨米價

Slice 6 荷蘭統治台灣時期
沒有發生「米糖相剋」，Why not?
因為: 1. 荷蘭人主食並非稻米
2. 沒有母國經濟

Slice 7 因此，我認為「米糖相剋」…
˙只發生在日本統治期間
˙只發生在同樣也是稻米為主食的殖民母國
˙並不是因為耕種面積有限的關係(古慧雯、吳聰敏教授)
˙剛好又因為碰上二次世界大戰
˙說不定…米糖根本不會「相剋」

為何明末才有大量華人移民臺灣?

在16世紀到18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前的期間，東亞海運的貿易可說是以中國華人為主的貿易網絡。而中國華人的貿易網到底有多大，先看以下的國外史料：
1511年，葡萄牙攻佔Malacca，發現有六艘中國帆船停泊在港口進行貿易；1572年西班牙人攻佔Manila，他們很容易找到華人幫忙築城，以及船運日常用品前來遞售；1619年荷蘭人攻佔Jarkata時，發現許多華人在那裡經營小買賣，且在當時的東亞區域中，中國的錢幣更成為各國主要的流通貨幣。
從上述的國外史料中，可以發現在東亞水域的各個主要貿易港口中，皆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並從事各種的生意買賣，且是市場上的主要商人群，也就是說，在歐洲人進入這個區域之前，華人在東亞水域的散置網已隱然成形，而在歐洲人東來後，隨著海外貿易的擴大，華人的交易散置網變得更大更緊密。
而當時的臺灣在其特殊的地理區位之下，早就已經成為海外貿易的主要據點，甚至是各種亞洲族群融合的場所，如曹永和所說：「自史前時代起，臺灣便接納著由大陸東南沿海地方排湧而來的族群，以及文化的波動，並且是這些文化種族南漸或北進的分叉路口。」也因為如此，臺灣便成為東亞海域貿易的重要據點，甚至是各國必爭的場所。然而，中國與臺灣那麼接近，何以在明朝並未有大規模的移民，直到明未才發現臺灣的價值呢？這必須先從明朝的海外貿易制度談起。
明代對海外的貿易主要有兩個政策，一個是「朝貢貿易」，另一個則是「海禁」。依張彬村所述，所謂的朝貢貿易是指海外國家到中國來朝貢，順便可作貿易，這種貿易由官方控制，民間的參與也必須透過官方設定的管道。海禁則是指中國平民不准出洋貿易，外國平民亦不准前來中國貿易，所以在這兩個政策的執行之下，中外的民間貿易是被完全禁止的。
不過在16世紀的時候，是閩南社會經濟據變的時期。最大的影響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閩南地區當時耕地已經有限，再加上政治動蕩、社會變亂與水利遭受破壞等原因，使得一遇天災，農收便大受影響，且因為農業技術難以突破，致使農收問題遲遲無法解決；第二點是繁多的稅目增加農民的負擔，且地方世家豪紳勾結政府，把稅賦轉嫁至自耕農身上，導致自耕農更加難以負擔生活的重擔；最後一點則是頻仍的戰事，導致本已惡化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而這些因素成為閩南地區移民其他地區的內在壓力。
此外，在明代中葉以後，因中國境內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及葡萄牙人與日本人相繼在閩浙沿海出現，增加了貿易的機會，形成移民的外力誘引。因此，在內外力的推移及誘引下，使得閩南地區的民眾願意無視政府的海禁命令，而與外國人進行貿易的行為，甚至移民到其他地區，從事商業交易的活動。
從上述理由可知，閩南地區的民眾極度需求新的發展空間，因此逐步向外移民，但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他們卻捨棄相對較近的臺灣，而移民至東南亞地區，主要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 明初受鄭和下西洋(1405-1433)的影響，帶動民眾前往東南亞的興趣，而且在此一過程中，有不少的中國民眾待在東南亞地區發展，奠基了華人在東南亞發展的基礎。且因為航路的開通，降低了航海上的不確定性，相對於航向臺灣而言，風險是比較低的。
2. 在《籌海圖編》及其他各種有關嘉靖倭寇的文獻中，皆可顯示臺灣是倭寇侵犯中國的路線之一，顯示當時的臺灣是倭寇出沒的場所，也因使使得一般民眾不願意靠近臺灣的海域。
3. 明代中期雖然適度開放海禁，允許由福建目港出海，但航行的範圍仍受到限制，僅限於東西兩洋，即只能在菲律賓向南到婆羅州、印尼的東洋，和自越南、泰國、馬來半島到印尼的西洋這兩個區域，且臺灣至今仍不屬於明帝國得版圖之一，自然使得移民多集中在東南亞地區。
直到明末，因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相繼佔領臺灣，以臺灣為東亞貿易的重要據點，而逐步吸引華人前往臺灣開墾，同時因馬尼拉大屠殺的發生，進一步使得華人喪失在東南亞貿易的優勢。直至鄭成功統治臺灣後，帶領大量華人從中國移往臺灣定居，才進一步使臺灣成為華人移民的重要場所。

夜市的歷史及其經濟功能

夜市的起源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唐代市坊制度建立後，便已有夜市產生；另一種看法認為夜市是等到宋代市坊制度瓦解後才出現。惟實際上，最早出現夜市的朝代應該是唐代，直到宋代後，夜市才逐漸成熟而穩定。
何以證明唐代已經出現夜市呢，從唐詩中我們可以發現端倪，如中唐詩人王建《夜看揚州市》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與王建並世齊名的詩人張籍《送南客》詩云：「夜市連銅柱，巢居屬象州。」可見「夜市」一詞在中唐詩作中一再出現，證明在唐朝中期的大都市已經出現了夜市。至於夜市在唐代的規模如何，可再從以下說明。
從唐朝中期起，商業越出兩市，滲入坊間，逐漸衝破了地域的限制。如頒政坊有餛飩曲，長興坊有畢羅店（一種抓飯），勝興坊有推小車賣蒸餅的，輔興坊有賣胡麻餅的，水昌坊有茶肆等。坊間的店鋪還逐漸衝破了時間的限制。務本坊西門率先出現了「鬼市」，即夜市。夜市發展很快。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斷。」（《唐會要》卷86市）然而夜市仍在發展，以至崇仁坊「盡夜喧呼，燈火不絕。」（《長安志》卷8）朝廷只得聽之任之。
從上述內容可見夜市不僅在唐代已經出現，而且更具有相當的規模與發展，以至於晚唐詩人薛逢就生動地寫道：「洛陽風俗不禁街，騎馬夜歸香滿懷。」
既然已有史料記載唐代便有夜市的產生，那何以又有人認為夜市是開始於宋代？原因在於唐代的夜市僅有在主要的幾個大都市中產生，如長安城，而非普遍性地各地都有，因此其規模和程度還不足以破除市坊分離的封閉格局。直到北宋，才真正由統治者發佈明令，正式開放夜市(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十三日，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使得市坊分離的封閉格局被徹底打破，民居與商業區融合為一體，而夜市的規模與格局也在宋代時達到相當鼎盛的規模。
至於臺灣的夜市的起源，最早是在舊市中心（如台北市的大稻埕）出現，它們由小吃攤的聚集逐漸聚市而形成夜市。因此夜市開始在臺灣形成時，即以每晚皆開市的的型態出現，而非由趕集式的「定期市」逐漸增加開市日期轉變而來。現今在都會區邊緣及鄉下地區盛行的流動夜市（即定期市）則是1970年代後期交通發達後才盛行的現象。
至於夜市的經濟功能主要在於其分佈廣泛的銷售網絡使得這個以攤販為主所形成之經濟部門與台灣的輕工業及百貨業皆有密切的連結。它不但提供小型製造業一個非常有效率的銷售網絡，將民生用品販賣到全島各個角落，並提供國內製造及零售業應對市場競爭的彈性，讓設計不受消費者歡迎、退流行、訂單退貨、有瑕疵、及換季「庫存貨底」等產品，能夠經由夜市攤販（再次）進入市場，這個特殊的經濟角色在經濟不景氣時尤其明顯。
除此之外，夜市攤販生意在台灣社會也扮演一個獨特的角色，這個現象和台灣的特殊經濟情況有密切的關係。台灣經濟長期受困於勞力短缺（而非工作機會短缺）的問題，大部份的攤販進入此行業的原因，在於夜市生意提供了一個較一般工作機會更好的收入，對許多具有高企業心但又苦無家庭資助的薪資階級來說，夜市攤販生意更提供了一個累積資本以供創業及階級流動的機會。因此，大部份的夜市攤販曾從事別的工作或仍持有白天的工作，亦不乏中產階級的參與，許多人主動選擇此項行業，期望以勞力及時間的付出，經營攤販生意來突破本身缺少創業資本的束縛，達到社會流動的目標。因此，可以瞭解到夜市本身提供臺灣的勞工一個短期具有彈性的勞動市場，使得一般民眾可以用低資本的投入，達到創業的目標，以加速市場上資本的流動；同時，藉由低廉的價位，吸引消費者的聚集，並得以將倉庫中的存貨予以有效的清除，形成低價消費的次級市場，最重要的是，夜市也影響城市中的人口流動，降低國外因住商分離所造成的治安成本，並進一步帶動交通運輸的產業發展。

中國宋朝同時期的歐洲國家為何都市規模遠遜於中國

中國的宋朝約起於西元960年至西元1280年(10世紀~13世紀)間，在宋朝之前，中國已歷經數個朝代的更迭變遷，甚至有秦漢與唐等大帝國的產生，因此使得城市的規模已經具備有一定的雛形與結構，再加上中國的統一時期，人們安居樂業，因而使人口較能夠快速的成長，迫使城市的規模向外擴張，故使中國的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且不僅有單一的首都城市，更有數個核心的大都市。

相反地，西方國家在此時期剛好處於中古時期(西元412年~西元1412年)，也就是所謂的黑暗時代(the Dark Age)，因此在歷史上的文獻記載較少，惟從既有的文獻記載可以得知，五世紀以後，西羅馬帝國日漸衰微，甚至在西元476年遭東哥德人攻陷羅馬城，代表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後，西方許多的民族紛紛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如法蘭克人於5世紀建立法蘭克王國；盎格魯薩克遜人於9世紀建立七個小王國，以及於9世紀俄國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組織基輔公國等，皆是在西方的中古時期所建立，且不同於中國的統一，此時期的西方是處於混亂的時代，甚至有外族的侵略，自然使得其城市規模難以與同時期的中國相抗衡。而造成西方的城市規模難以擴大，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在於其當時的制度是屬於封建的制度與莊園的經濟。正如同早期的中國一般，封建制度是以土地的所有權為基礎，將個人與個人之間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裡面，是由許多個封建莊園所組成，而每個莊園除了教堂、墳地、牧草和樹林外，其餘皆屬於長條形的可耕地，因此，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下，西方的國家難以有共同的城市規劃，更不用說大型的公共建設，而在缺乏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扶植下，城市的規模更是難以擴大發展。

城市是否讓經濟生活更美好

「城市」本身，即包含有兩種的概念，「城」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為人口所聚集的場所，並築城以資保障；「市」為商業的概念，是指商品交換的場所。因此，在早期，「城」與「市」是不同的概念，也不一定會同時出現，但隨著經濟產業的發展，產品的生產需要勞力的提供，因此會位於人口聚集的場所，而生產出來的產品需要交易，因此也需要有市集的產生，故久而久之，城市便予以形成，使得生產與交易可以在同一個場所同時出現。亦因如此，可以想見城市的興起應可帶動產業的發展與促進商業的進行，故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應屬於正面。
然而，是否城市越大，對於經濟生活的發展會更好，答案是未必的。確實，城市越大，越容易產生都市化現象，使得人口更為密集，產業亦更為多元，而產生規模經濟的效果，理應對經濟生活是有幫助的。但過多的人口，卻可能造成城市的容受力無法負荷，反而造成規模不經濟的現象，正如同郭羿承所說：「什麼樣的城市會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現在的城市車多，房多，人多，設施齊全。交通是很便利了，但您是否覺得交通越來越擁擠了呢？房子也很多，但您是否覺得我們買房越來越困難，甚至一輩子都背著沉重的房貸呢？各項設施都很先進了，但您有沒有覺得甚至辦個身份證都要等待很久才能好呢？城市是很繁華了，人來人往，但您是否覺得知心朋友越來越少了呢？」因此，城市的發展越好，並不代表相對應地表示經濟生活會更好，其前提條件是，城市的發展能夠伴隨著服務的機能的提昇，以及適當的人口規模，才有可能使經濟生活的發展更為充實與美好。

期中報告

Ⅱ文明的發展，由漁獵­畜牧­農耕，似乎是依直線必然的進程
1. 但也有學者以為畜牧是先於漁獵的；因為漁獵所需的技巧遠遠超過畜牧。（近年考古發掘出之貝塚，年代較漁獵工具還久遠）；遊牧經濟也存在包括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的經濟，泰咪爾河谷的匈奴三連城便是一種要聚落遺址。蒙疆、甘肅也早發掘證實在遊牧經濟的範圍內，存在著一定的農業因素，您同意此說法嗎？申論之。
此論點首先要討論的是：畜牧的定義。投入多少程度的管理、飼養何種動物，才算構成畜牧？傳統對畜牧的理解，依當地資源的多寡，分成遊牧、放牧、飼牧和山牧季移等四種：遊牧被視為是最早的一種畜牧方式，迄今仍在若干乾燥的沙漠草原區盛行，會產生此產業方式，多半因當地資源稀少且分散，必須逐水草而居，因而難以定居。放牧則資源相對富庶，任由牲畜在特定區域內自由食草、行動，若牧場內無天然水源，牧人在牧場內開墾火井，提供牲畜飲水。飼牧的環境最優越，形式接近養殖，管制牲畜活動的範圍在一較小的空間裡，以人工飼料飼養，可飼養大量的牲畜，並使牲畜多食，使之加速肥大，飼牧牲畜的去向多為市場，故多為農家的副業，但亦有大養殖場的形態。山牧季移多處高山，故其資源隨季節垂直變化，型態融合了遊牧和放牧，春初融雪使牧草茁長，利於放牧，於是驅牲畜上山，就食鮮嫩的牧草；入秋天氣轉寒，草木枯黃，再驅牲畜下山，圈於谷地，飼以乾草，以待來春。
上述關於畜牧的幾種分類，所需技術從如何得到並帶領牲畜，到如何將之圈養並給予牲畜妥善的管理，甚至給予其完全人工的生活型態，技術高低有所不同。但內容大多以牛、羊等蹄類動物為主，此類型動物體型較大，動作靈敏，故傳統認為馴養此種動物難度頗高，但若是畜牧的主角是軟體動物呢？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在《食物的歷史－透是人類的飲食與文明》書中提出一長久被忽視的觀點：一般認為文明的發展，畜牧是遊獵的衍生，但軟體動物的飼養因不需高超的技術和人力、物力，故其歷史早於遊獵，並提出證據加以證明。[1]
飼養蝸牛等軟體動物，只需找尋蝸牛棲地集中蝸牛，挖壕溝將之圍繞，任其食當地資源即可，不需大費周章地圍捕，也不需使用木材即可將之圈養，此技術比起遊獵簡單許多。但此型態算不算畜牧？就好比如見路旁一果樹香甜多汁，就天天去施肥，以食其果，如此算不算農業？廣義看來，算。則其是否可證明畜牧早於遊獵？
一般對於遊獵導向畜牧的說法是，遊獵時將大型野獸驅趕至一險地，並將之圍困，若長久累積此技術，則成畜牧。此論點也是可以被接受的，故我認為各地情況、條件不同，遊獵發展成畜牧、或畜牧先於遊獵都是可能成立的，甚至可能此兩者之間並不一定存在絕對的導向關係：一地若軟體動物較為稀少、或是有較多其他食用資源，則此地可能不會發展出食用軟體動物的習慣，也就沒有對軟體動物的養殖；或著是說此地有食用軟體動物的習慣，但由於對其觀察不足等原因，而沒有發展出養殖軟體動物的型態。則此地遊獵傳統就先於畜牧，或著此地因獵物甚多，取用無盡而沒有將之馴養的必要或沒有馴養動物的資源等因素，一直停留在遊獵的生活型態，根本沒有發展成畜牧，則遊獵和畜牧的導向關係就不存在。
較多可能的情況是，畜牧、遊獵、農業等並存發展，依照每地對各產業的適合程度與否，決定主要依存的產業；如同蒙古人在行遊牧時，依舊有簡單的綠洲農業，漢人在行農耕時，依舊有獵人的存在，只是其所占產業結構輕重比例多寡而已。顧迪在《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書中亦闡述，歐洲的烹飪受天然疆界的限制，特定食物也歸功於征服者或貿易商等的傳播，各地地裡型態差異導制飲食習慣差異。[2]而就每個特定問題而言，任何元素都必須以經驗、而非先驗的態度來看待，任何一項技術和社會生活，都不存在單一的因果論。[3]故我認為畜牧、遊獵、農業之間，不存在鏈狀關係，其伴隨產生的各種飲食文化，因各地地理條件和種種因素的不同，而有不同發展，則討論誰先誰後，就不具意義。
2. 使用｢火｣是人類文明一大突破，被視為人類智慧產生的原動力，使人類擺脫天候和地域的限制。人類是如何發現｢火｣的？其經濟功能又為何？｢火｣是甚麼樣的財貨？
用火堪稱有史來最偉大的革新之一，這並非由於煮食可以讓食物產生變化（有很多別的方法都有這個功效）而是因為它改變了社會。[4]
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在《食物的歷史－透是人類的飲食與文明》書中第一章即如此說道，其認為用火的重要性不單只在於其改變了食物的風味，而是從熟食的過程裡孕育了文化；人們圍火而食，使營火成為人們交流、聚會的地方，飲食從單純個人的享用，到開始有聚餐和固定飲食時間等規範，進而組織、凝聚社會關係。的確，若只考慮火的熟食作用，則現代亦有生食吃法，而遠古的火上烤肉的方法，現代仍然沿用，故飲食史的技術方面可說是變化最少的，變化之眾在於食材的內容和其之後的文化。
人類如何發現火？各文化不乏此方面的傳說，且多將此歸為不可多得的秘密，或上天的恩賜，可見用火在人類文明中地位的重要性。西方將人間之火歸功於於悲情英雄普羅米修斯偷取上帝之火，其所附的代價，暗示著上帝知識的不可測和不可獲取，亦反映了火的難以掌握；故重點或許不是在發現火，而是如何發展出運用火的技術，並且將之運用在烹調食物上。
若要將用火的神話色彩去除，此課題一樣的難解。大眾多半認為將火用於燒烤食物只是個偶然事件，可能來自於粗心引起的火災，但火災同時顯示了人類當時在駕馭火上仍不太高明，則如何從此偶發事件中，衍生出能妥善運用火且不發生火災的技術，仍是個問題。故我同《食物的歷史》中作者抱持相同觀點：
創造發明並非在偶然間產生，就算有，事例也極為罕見，發明的背後一定有想像力的實現過程與切乎實際的觀察。[5]
作者認為在人類學會用火以前，可能已經出現某種形式的烹調。其認為動物容易被吸引至野火燒過之處，並會在餘燼中翻找被火烤後的可食物；[6]也就是說，熟食的型態可能早就偶然地存在於人類文明中，比人類用火的歷史還要早許多，但人類要能妥善用火，仍須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試驗。
而從學習用火技術的經驗累積，到學會掌控火，皆須要群策群力，故用火必然地將人群組織起來，除了共同取暖外，燒烤食物更加集結了眾人共食，並發展出社交生活，再透過祭典等儀式，使散居的人類構成社群，而對於用火技術的掌握，又可決定權力核心。故可說用火的經濟功能，在於凝聚和定位社會關係。
《食物的歷史》中引用了巴舍拉的觀點，認為火不是天然物質，而是社會產物。[7]我認為其是只用火技術而言，則若用火使人類組織成社會，火是否能稱做公共財？公共財的定義在於其共享且不可排他的特性，火或許是可以共享的，但掌握火的技術能否共享？其中或許曾經歷過一番拉鋸，故我認為用火技術原本應為私有財，隨著經驗的累積成為集體財，再由技術的普及轉化成公共財，但到了現代，火成為付費才能使用的商品，或許又回到了私有財的型態。
參考書目
1.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rnandez-Armesto, Felipe)，《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臺北：左岸文化，2005。
2. 顧迪(Goody, Jack)著、楊惠君（譯），《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臺北：聯經，2004。
3. 錢穆，〈第四講：如何研究經濟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三民書局，1969，49-63。
[1]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韓良憶（譯），《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臺北：左岸文化，2005），100-103。
[2]顧迪(Jack Goody)著、楊惠君（譯），《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臺北：聯經，2004），131-134。
[3]顧迪(Jack Goody)著、楊惠君（譯），《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162。
[4]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韓良憶（譯），《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21。
[5]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韓良憶（譯），《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28。
[6]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韓良憶（譯），《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28。
[7]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韓良憶（譯），《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31。

如果Adam Smith在乾隆年間(1776年)到中國蘇州考察，當時經歷的情況可能會引起他的興趣，與祖國英吉利做比較

一、前言
乾隆時期
自1636年清朝建立，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之後，中國的最後一個帝制王朝－清朝，帶領中國邁向另一個政治、經濟的頂峰。清朝繼承了明朝在紡織、瓷器上的豐功偉業，這些文化產業在清朝更是被發展到了極致的階段。

Adam Smith的學說
Adam Smith（1723-1790），政治經濟學的先驅，最著名的理論莫過於1776年所出版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該書倡導自由市場政策。古典經濟學說之下的市場機制－「 一隻看不見的手」便是由他所倡導的原則。另外，Adam Smith以貿易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而貿易的基礎是勞動分工和絕對利益。此時歐洲雖已開始邁進工業生產，進入商業體系，也擺脫了大饑荒的威脅，但18世紀歐洲仍是農業經濟為主。[1]
若我們現在假設Smith在經濟最頂盛的乾隆時期造訪中國，預測他會有什麼發現，或是好奇感到有興趣的事情的話，應該就是以下兩項了：
1. 強盛的紡織產業－正處於工業革命時期的Smith，必定想了解中國紡織技術與英格蘭的飛梭紡織機有何可以競爭之處
2. 商號與工會－中國商號；英格蘭工會，同樣是保護勞工、限制勞動供給的組織團體，中國的「工會」會是如何呢?
以下針對這兩點詳細探討。
二、紡織
自從元代開始，紡織業崛起，約1295-96年間，據說中國紡織的始祖－黃道婆，自海南島的黎族習得一身紡織的技術並帶回中國。從那時候開始，「桿、彈、紡、織」便在她的推廣之下傳遍全中國。明朝，這種紡織技術已經被大力的推廣於城市鄉村，家家戶戶均有女人會紡紗，但仍屬於散戶階段，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龐大產業。清朝中葉之後，棉紡的事業已經從家戶擴展到了工廠，一個不容小覷的龐大事業。在該時期，光是廣州的棉紡廠就已經達到工人5萬人次，工廠2500家的龐大經濟體了。
由於大部分生產的均是高品質的紡織品，不論在內銷或出口上，中國輸出的紡織品並不在價格上做競爭。在這個階段，中國良好的技術，外加上低廉的勞工，對英格蘭的紡織業來說是無利可圖。
18世紀中葉，歐洲正處於工業革命的啟蒙階段（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30），但令人意外地，工業革命對於歐洲的產能提升沒有太大的貢獻。相同的時期，英國雖有相對先進的飛梭紡織機代替大量的勞工，但中國當時也有不遜色於飛梭的織布機，在工業技術上而言，中國並不亞於英國；甚至，中國的紡織技術是英國模仿的對象，例如染絲等加工程序。英格蘭確實曾經在棉紡織業上遭遇過困境－國內對於紡織品的需求不足、沒有充足的土地種植棉花、英國政府一度禁止進口東印度的棉花原料等等；但由於紡織業者對於東印度結實的布料需求量極大，用偷渡的方式也要進口印度棉布。自1775-1780年間的阿克賴特與克蘭普頓的紡織機問世之後，英國的棉紡產業開始了激烈的競爭，這種風潮也陸續傳到了整個歐洲。
『不可小看棉紡織業革命的意義』[2]
許多人曾經以為是紡織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然而，這並非正確的研究。但若小看紡織業對工業革命的意義，那也不是正確的。英國與1787年的經濟起飛，棉紡織業所累積的大量資本可說是重要功臣，許多產業都是伴隨著棉紡業起飛的受惠者；這種壯闊的局面一直維持到了20世紀，紡織產業仍是維繫英格蘭經濟的重要因素。

三、商號與工會(Labour Union)
若以為中國的行會組織不完善，或是近代才開始發展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據歷史記載，自1287年中國元代的南方地區就已經有設官管理工部，並分作院、局、司等來分層管理。[3] 16世紀出現了新的商人組織，創造了擴大交換的辦法，連結了中國主要城市，並且把各市鎮網絡和其周遭的農村也納為一體。其間雖經歷明清交替的衰落，但18世紀新一波的商業擴展席捲了中國更多的地區，使斯密型成長[4]隨處可見。[5]
民間工匠形成了類似於工會的組織，這些組織在中國的稱呼不少，主要以組織形態與功能上做出區別，如山西「幫」、徽「商」－有地域性，通常出現在地區資源貧瘠的省縣；商幫的產生促進了會館的興盛，「會館」－可以是同鄉或是同行的組織，專事於農業的管理；「公所」－是商業行會，規模較大，財力豐厚，有可能會形成互助性質的團體。商號，原始會被西方誤解為系統發展不完全、商業資本不安全的組織，但自大清時期，這些中國的「行會」已經有勢力可以限制勞力的供給，以罷工來要脅雇主將工資提升也不是少見的現象。
行會的職能在清朝已經非常完善，列式為下：
1. 同行統一報價，以減少競爭
2. 規定員工工資，並有限制加班的時間
3. 保證商品品質，對工人的品行與資質有所有要求
4. 違規者罰款[6]
商業行會的功能則又更多了，由於財力雄厚，商業行會可以提供其行內勞工更多的保障，有時甚至形成一個互助性質的組織。經費來源不一，大致分為三項：課稅金、罰金與捐款；主要職能也分為三大類：於需要急難救助的行員時，提供必要協助、逢年過節提供節目或宴會，以及向政府納稅。[7]
[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2] Fernand Braudel，1999，《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511
[3]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875
[4] 斯密型成長就是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勞動分工及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動力
[5]王國斌，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6-17。
[6]侯家駒，《中國經濟史》，887
[7]侯家駒，《中國經濟史》，890

台灣的米糖相剋過嗎?

新式製糖廠尚未發達之前，臺灣的農家以種植米穀、雜糧為主。一般農家亦有種植甘蔗以供舊式製糖業者之所需，然其栽培面積有限，尚不足臺灣總耕作面積之5%。新式製糖廠興起之後，因為總督府的獎勵政策與糖廠的銳意經營，蔗作面積在短期間之內急速竄升。糖業的興盛提高了甘蔗的價值，不少稻田即因此轉為蔗作，這轉作自然是有利農民的。不過,對糖公司而言，稻作與蔗作的可替代性卻是不利的。糖廠在訂定其採集區域內的甘蔗收購價格時，不得不顧慮農民培育甘蔗的機會成本，亦即被放棄耕種的稻作之產值。當米業興旺，稻價高抬時，蔗價若不跟漲，則收購不到足量的甘蔗，故米市的景氣必然會威脅到糖業的利潤，而反之亦然。由於兩種產業有彼此牽制的現象，文獻上因而有「米糖相剋」之說。（引用自：古慧雯、吳聰敏，〈論「米糖相剋」〉）

我認為以上古慧雯、吳聰敏的論述忽略一個很大的因素：殖民政府。臺灣當時受日本殖民，因而屬於殖民式經濟，和其他非殖民地區的經濟取向不同。也就是說，一般的非殖民式經濟體，以本國自身利益做為最大考量，而殖民式經濟體，則以殖民母國利益做為最大考量，故母國的經濟變數，才是左右殖民地經濟的關鍵。
殖民式經濟的農業通常有一大特色：經濟作物栽種量遠大於糧食作物栽種量。故隨著甘蔗栽種量大增，自來米的栽種量也隨之減少；但在日本成功培育出符合日人口味的蓬萊米後，即大量改種蓬萊米，故蓬萊米的流向大多和甘蔗一樣運銷日本，以供應日本飲食所需。故蓬萊米性質上雖屬糧食作物，但因其主要流向為出口日本，故實際上應屬於經濟作物。則既然蓬萊米和甘蔗皆為經濟作物，其產量皆隨需求多寡決定，故兩者相剋與否，非臺灣農民可決定。
且文中提及糖廠訂定甘蔗收購價格時，須顧慮農民培育甘蔗的機會成本，亦即放棄種米損失的利潤。但當時臺人改種甘蔗，多因總督府的半強迫式推廣，其甘蔗收購價為總督府統一訂定，故價格被壓得極低，且強迫收購，以利日本企業化經營糖廠降低成本，故米價高低並不直接影響甘蔗收購價，如適逢甘蔗產量過多，或甘蔗需求量下降，甘蔗收購價還可能再壓低。且當時總督府為增加日本投資客之利潤，大量兼併臺農土地，以求大量生產降低成本，則臺農既為佃農，更加對種植何作物沒有主導權。蓬萊米輸出價格亦被如此控制，不論糖米的價格或栽種面積，都由日本視其需要而決定，故應沒有米糖相剋的現象。

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壹、 明清及近代中國的經濟變化：同歐洲的比較
(一)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變化諸問題
一般對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認為在十世紀左右開始有一變革：新作物的出現和新技術的提高，使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提高；隨著貿易發展、新市鎮建立和農產品流入市場，使經濟作物種植擴大、產量提高；另外交通的改善、政府對於市場交易管制的放鬆，都促進此變化。另外在當代中國，儘管工業成長，但仍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中國正力求轉型。但是此兩者只存在著起點與終點的關係，其中差距約一千年的中國經濟變化，仍缺少一完整的解釋。[1]
但為何無法對明清時期中國經濟做出妥善解釋，問題在於它門仍是以歐洲經濟發展為標準，來質疑中國為何沒出現此現象。[2]其研究中國經濟之方法，多由兩方著手：其一在於找出一中西差別，稱之以產生差異的關鍵因素，其二則為研究一中西差異極小的相似因素，來判定中國有可能走向同西方相同的道路。[3]
依據此兩種方法，學者多把將中國無法走向現代工業化歸咎於三大罪狀：一中國國家政權為維護自己權力，而限制發展、二外在的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殖民地式經濟，而落後發展、三中國的封建勢力為維護其社會地位，反對進步。[4]
王國斌使用之方法為：先把普通邏輯進行解釋的相似之處做為底線，然後去找這樣的分析標準，有此分析標準，就可以找到重要的早期差別之處，也能找到基本的共通性，最後再導入其他的差別，以探討歐亞不同地區所走的獨特道路。然而如不先找出共同處，就難以找出何差異最引人注意，故其下先從亞當斯密開始，找尋相似之處。[5]
(二) 近代早期歐洲經濟成長的動力
而十四世紀時期黑死病所帶來的人口損失，連帶使得城鎮經濟力受損：人口銳減使近代手工業衰退，城市間的貿易沒落，並且城市對於農產品的需求下降，使許多地方開始棄農就牧，在黑死病後，西歐的人口和經濟才逐漸得以恢復，16世紀西歐人口總數和農業總產兩方面才獲得更高的水平。[6]
15~16世紀為支持遠程貿易，出現了新的金融經濟：銀行與交易機構的完善化，使複雜的交易方式成為可能，而這些交易方式又使勞動生產專業化更進一步發展。然而此時仍是以農村經濟為基礎支撐經濟，使得物價隨著收成情況大幅波動，歉收會提高手工業工資，使非農業生產部門成本提高、生產下降，最後導致農業和工業的循環衰落，顯示此時的經濟具有成長和衰落構成的週期性。[7]
16世紀歐洲的經濟重心發生了重大的移轉，由地中海移至以荷蘭、英國為首的北歐經濟中心，此時如果只著重在北歐經濟中心，歐洲經濟成長極為顯著，但若以整體歐陸來看，各地區經濟存在著此興彼落的狀態，更容易看出歐洲經濟成長面臨的侷限性。[8]
17世紀歐洲最嚴重的危機是人口遽增，使人民經濟能力受限，生活更加困難，影響經濟、社會和政治各領域。對人口遽增的恐懼感，也可從此時馬爾薩斯所提出的人口論看出。但王國斌認為，此問題應以18世紀亞當斯密的思想來看待更為適合。[9]
亞當斯密以貿易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而貿易的基礎是勞動分工和絕對利益。此時歐洲雖已開始邁進工業生產，進入商業體系，也擺脫了大饑荒的威脅，但18世紀歐洲基本上仍是農業經濟，所以亞當斯密特別強調農業投資，並假定經濟成長是有限度的，並認為持續上漲的工資最後仍會下降到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水平。不論是馬爾薩斯或是亞當斯密，都生長在18世紀的歐洲，一個經濟發展有限的世界。而18世紀歐洲和中國的共同之處遠多於18世紀與19~20世紀的歐洲的共同之處。[10]
(三) 斯密型動力在中國
16~19世紀中國許多地區都存在著斯密型動力，也就是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勞動分工及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動力。此時中國主要的特點為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和手工業貿易的發展，此兩者使得長江下游地區絲、棉業迅速發展，連同水稻和其他經濟作物，成為中國最富足的區域經濟。長江中上游省分所產的稻米，養活了長江下游的人口，也使這些地區出現了與經濟作物種植相應的手工業，和一些陶瓷、造紙手工業，此時長江流域聚集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農業產量也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十左右。[11]
市場擴展雖在長江下游最明顯，但並不限於此一地區：華南的一些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和手工業也在擴大，北方雖因水運較不變，經濟成長不如南方，但經濟成長仍在進行，大運河沿岸的城市成為主要商業中心，商人聚集，販賣南北商品。各種經濟作物的種植也持續擴大，尤其是山東省棉花和菸草的種植。[12]
商業化把相距遙遠的生產者與消費著聯為一體，使得生產力更為提高，並且也提高了土地使用率，而多施肥料和培育更適宜當地種植的作物等技術改良，也使農業生產率提高。[13]
雖然此時專業化的好處和優勢不斷增加，卻也有人民轉向較為貧瘠的土地和較為微薄的收入，由於耕地的不足，使得山區開墾為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並行，並輔佐以手工業，也逐漸開墾了山區。明後其此區曾成為戰區而荒廢，清代重新引進移民和玉米、馬鈴薯等新物種，補充了中國傳統糧食作物的不足，並供應從事木材貿易、造紙、製鐵等非農業人口，但經濟發展仍然不敵較富裕的地區。因此明清時期的中國，即使在斯密行動力所創造的經濟變化的同時，不斷增加的人口遷徙往生活條件較差的地方，削弱了斯密型增長所帶來的積極影響[14]
16世紀出現了新的商人組織，創造了擴大交換的辦法，連結了中國主要城市，並且把各市鎮網絡和其周遭的農村也納為一體。其間雖經歷明清交替的衰落，但18世紀新一波的商業擴展席捲了中國更多的地區，使斯密型成長隨處可見。[15]
十九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各家皆同意此時洋人的關鍵作用極大。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帝國主義扭曲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並堵塞了中國走歐洲道路的可能性；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則認為，洋人提供了中國現代化的技術。但王國斌提出疑問，此時洋人的影響主要在港口都市，靠近交通樞紐和其沿線地區，鐵路也促成了北部內陸地區鐵路沿線的商業化，使這些地區開始種植菸草、大豆等經濟作物，國外需求也促進長江和華南地區的桐油生產，但是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當外國影響？王國斌認為新的商業機會擴大了斯密型動力運作的空間，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斯密型動力。[16]
(四) 對斯密行動力的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英國，農村工業的發展，使得農村人口收入增加，並在貿易擴展的同時，結婚年齡的下降和結婚率的提高，都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在工業化和商業化成長中受益，但不一定會提高生活水準。1640年代到19世紀中期，前期英國因經濟成長帶來的工資上升，又會因人口增加使實際工資開始下降，19世紀後工資才又上升，是在工資和人口運動關聯減弱的情況下。此狀況和黃宗智提出的中國經濟的內捲化（人口不斷上升，生活水準卻未提高）大致相同，但此說法並不能區分英國企業家和中國長江中下游農民改從事手工業的動機，而應該拿此企業家精神和長江中下游的商人、地主做比較，歐洲和中國的商人、地主，都同樣地因追求利潤而辛勤工作，並非只為維持生活水準。[17]
因此王國斌依然認為，直到20世紀，中國經濟都仍然依照斯密型動力增長，也就是說，歐洲和中國的基本經濟動力是相同的。而王國斌要討論的，是評論此動力的重要性，和他如何促進經濟成長，以及其如何導致馬爾賽斯論的後果，並制約了經濟成長。[18]
(五) 斯密與馬爾薩斯：中國與古典經濟學
亞當斯密指出在馬可波羅來華之前，中國可能已經取得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成就，但是亞當斯密也指出中國亦存在著經濟成長的侷限性，即中國已經獲得了其法律與制度性質所允許的所有財富。亞當斯密、李家圖和馬爾薩斯都相信，經濟好壞影響人口成長速率，而維持生活的費用也與工資連貫。亞當斯密認為高經濟成長導致高工資和高人口長長率，而高人口成長率又導致工資下降。因此越富裕的國家，財富的可能成長率也越低，使得利潤和利息都下降。李家圖認為自然資源終將浩劫，也就會導致馬爾賽斯人口論的恐懼。但是此三位學家，都尚未經歷19世紀經濟的大變革。[19]
(六) 結論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對市場的限制並不比中國不嚴重，甚至可說此時歐洲的農村土地與信貸市場比中國更不自由，王國斌要澄清的是，歐洲和中國的市場，都和理論中的典型市場大不相同。[20]
此時的中國和歐洲都處於農業收成不保險、生產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並都經歷經濟擴展和收縮造成的周期循環裡，在類似的斯密型動力之下，都推向了更大規模的經濟。不過此時歐洲內部的差異和中國內部的差異，遠大於中國和歐洲彼此的差異。故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絕對不比歐洲更可能發生馬爾薩斯提出的經濟與人口危機，但是中國和歐洲卻也都沒有發生此問題。[21]
貳、 近代早期歐洲與明清時期中國工業擴展的動力
(一) 西歐的農村工業與人口變化
中世紀後期歐洲農村雖然增加，但其賴以生存的生存基礎並不穩固。14世紀歐洲的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人口增長超越的經濟發展的循環，但是在英國的許多地區，在耕地資源和人口之間卻達到了更為穩定的平衡，此時土地不再被劃分成小塊，而集中於一繼承人人之手，僅劃分家畜和動產，其餘繼承人則得到現款，做為未得到土地的補償。此種繼承制度，使農村在農村工業出現以前，達到小規模的經濟和人口平衡。[22]
此種型態，一直被視為理想的生活型態，其中工作職位的數量和財產是固定的，未得到土地的繼承人，在原鄉可能找不到工作，而外出發展，或是雖留下來當雇工，卻無法結婚。有些地區雖仍是行分割繼承制度，卻使其後代面臨平均地產縮小的威脅，此威脅有賴向外移民和開墾荒地解決。而此時歐洲獨身率較高，平均婚齡也較晚，跟此種人口再生率和經濟再生率相互配合的情況有關。[23]
而歐洲的農村工業化，相當程度地破壞了此種平衡，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可藉從事手工業而建立家庭，使得獨身率和婚齡都降低，使得分家率也增高。不過農村工業化，只在對於分家制度盛行，農場規模較小的地區影響較大，故可說季節性手工業的發展，和土地零碎化的盛行是高度相關的。因為再耕地不斷縮小，移民不斷湧入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農活可做，而開展了另一種原始手工業的型態。故17~18世紀的歐洲農村工業發展，都發生在市場機制良好、耕地狹小的地區，其提供了新勞動機會，使婚齡提早，出生率也提高。[24]
(二) 中國的農村工業與人口變化
16世紀越來越多的農民，由其是長江三角洲，開始轉向以紡織和絲織為主的農村手工業，18世紀經濟作物種植和手工業已普及到全國，許多富商大賈（主要為晉商或徽商）控制了大部份的長途貿易，促成此經濟成長的條件，和歐洲類似：包括良好的市場機會、土地分割繼承、有季節性的非農業工作可做等，開始由商人販賣小家庭生產的手工品，農民並沒有把重心移到農村外，卻獲得農村以外的收入。[25]
中國不像歐洲擁有許多生育制約，且中國因儒家思想影響，子女婚後仍可和父母共同居住，組成大家庭，因此農村手工業帶來的婚齡下降和生育率提高，在中國並不能像西歐那麼明顯，但此並不代表中國以前沒有生育限制。同時中國和歐洲的學者卻也憂慮生育機制的減弱，造成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26]
中國並未存在如歐洲穩定平衡的農村，農村手工業的增長，減少了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危機，也幫助維持低婚齡和高生育率。類似的經濟動力，例如季節性手工業的發展、農場規麼的縮小和良好的市場體系，中國甚至可能比歐洲更完善，但是許多歐洲史學家賈社的從原始工業化到工業化的順序，在中國並未有明顯的出現。[27]
(三) 從原始工業化到工業化
對於區分原始工業化和工業化的動力是不同的，在18世紀中期的歐洲人也很難想像19世紀的工業化發展，18世紀的人可能會認為，工業化帶來的是城鄉分工，城市聚集了大量的食利者、官吏和大資本家，其從事貿易、行政和服務，而不事生產，農村內從事農工業的無產階級則不斷增長。但歐洲事實上並非如此，工業化的確是隨著原始工業化而發生的。但這種設想卻類似中國的情況，中國的農村工業延續許多世紀，伴隨人口和交易增加，城市數量也大量增加，但城市中心卻始終並沒有穩固的工業基礎產生。[28]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國家賦稅需求刺激了棉紡織業的發展，棉紡織業代表了專業化農村手工業的一個新形式，不同於傳統的耕織結合和自給自足的家庭生產。田中正俊則不同意西嶋將賦稅是為外部刺激的看法，其認為此發展來自於農村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影響，雖然此兩人對於起因看法分歧，卻同樣對農村工業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做了區分，也就是中國的農村手工業和西歐的資本主義動力有很大差別。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農村手工業的發展，雖維持了龐大的人口，卻農村內部卻沒有促進重大資本化和技術變化的刺激，因而沒有萌芽出資本主義，和產生工業革命。但對於西方來說，農村手工業也可能成為一個阻礙工業革命的陷阱，卻為何歐洲19世紀以後工業化可以跳脫由農村手工業主導，而中國卻仍是以農村手工業動力驅動，仍是一爭論的問題。[29]
參、 從歐洲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史與經濟發展
(一) 企業的組織變化在中國與歐洲的作用
歐洲和中國都曾發生斯密型動力，但是中國並未因此出現如同歐洲的特殊機構和制度，中國發展了許多複雜的商業組織以引導斯密型擴張動力，但並未註定中國的絲織業生產，會以歐洲所經歷的方式轉移到城市，證明了斯密型動力，並不一定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動力。[30]
歐洲和中國都有工廠紡紗機的引進，並引發農戶織布業的發展，而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和歐洲都出現紡織技術的進步。歐洲的織布業在19世紀移轉至城市發展，並因機器的生產效率改進和產品品質提高，而成功排擠農村手工業，並使織布業逐漸成為一城市現象；但直到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農戶手工業產品仍然能和工廠機器製產品競爭，起因或許在於手工織布者的工資較為低廉，家內織布的生產成本較低，使手工布成本較低，而由於工業化不發達，工廠機器的生產率仍低於最佳運作狀況下的生產率，而使中國手工業者和近代企業的競爭，比起歐洲來更為有效。而直到1949年後，農村手工業在中國依舊十分重要。[31]
以農村為基地的手工業生產的延續，體現了工業向城市工廠生產的不完全移轉。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歐美工業生產已全部移至城市，從工業生產到農業加工，都集中在城市做最有效率的處理。而這些企業能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的關鍵角色，憑藉幾項因素：管理體系能比市場體系更有效地操縱許多業務單位的活動，其持續發展，就能使日益專業化的管理人員組成的管理體系更能發揮作用。並由於管理人取代了家庭、金融家和其代理人成為此領域的最重要決策者，使得美國的近代資本主義成為管理資本主義。當然企業仍然受市場機制驅動，因此企業努裡改變市場以創造需求。[32]
歐美經濟史上的兩大變化：一19世紀工業生產向成長中的城市中移轉，而創造了近代工業，二縱向連繫的近代企業在20世紀初期完備化，為經濟成長提供了橋梁，此兩種變化，都使得人們能利用新技術製造更低廉的商品。制度變化引發了技術創新，由此可看出，近代企業卻是進行分析的關鍵。[33]
中國則沒有經濟類似的企業變化，但這並不意謂中國企業一成不變，僅說明此時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未包含歐洲此種組織性的變化。18世紀和19世紀初清朝的產量，是通過農村生產者增加生產量所取得的。19世紀中中國出現官督商辦的新企業型態，並在19世紀末成為企業主流，但到了20世紀初，又回到了私營企業型態，私營企業以通商口岸的外資企業活動做為榜樣，但以國內產業活動做為基礎，皆稱中日戰爭前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但此時中國仍未出現類斯西方的近代企業。[34]
中西發展上的差異，除造成有無萌芽資本主義的差別，還有另一層含意：中國傳統手工業面對近代工業的競爭，仍保存下來，造成城鄉差距擴大遠較西方嚴重；且中國雖出現許多資產階級，但其發展方式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只是超越中國以往的活動。[35]
[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10。
[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0。
[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0-11。
[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1。
[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2-13。
[6]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3。
[7]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3-14。
[8]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9]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10]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1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5。
[1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5。
[1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5-16。
[1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6。
[1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6-17。
[16]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7。
[17]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24-25。
[18]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25。
[19]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25。
[20]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0-31。
[2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1。
[2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3-34。
[2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4。
[2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5。
[2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6。
[26]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6-37。
[27]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7。
[28]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9-40。
[29]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40-41。
[30]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2。
[3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2-53。
[3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3-54。
[3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4。
[3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4。
[3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4-55。

歐美的住商分離V.S.臺灣的住商混合

之前在課堂上曾討論過為什麼歐美國家的城市的設計為住商分離，使得購物往往需要花上大量的時間與成本，又如果住商分離比較好，那為什麼臺灣又要採行住商混合的制度？
其實歐美國家的住商分離制度是長年的城市發展所積累出來的政策，或許也可以說是路徑依賴所形成的結果。其實早在18世紀至20世紀初期，歐美的城市仍舊是屬於住商混合的發展型態，市中心是各種活動聚集的所在，而多樣性的活動更是其能夠發展的主要原因，可以說市中心內工商、住宅、零售、政府及文化等多種活動的混合，創造了經濟上的活力並促成更多專門功能的發展。既然多樣化的活動有利於城市的發展，那為何之後會變成住商分離的發展型態？最主要的原因便在於市中心的發展過於飽和，使得城市的發展漸漸不適合人們居住，再加上人民收入的增加、汽車的普及化、大量嬰兒的出生，以及政府獎勵興建新的住宅，終於使得民眾開始離開市中心，而出現明顯的郊區化現象，因而使的本來多樣化的市中心逐漸只剩下商業的用途。
同時，因為大量人口的遷出，使得市中心空置的房屋被低收入與特殊族群侵入，更加迫使市中心的居住品質低落，加速中高收入居民的遷出，造成市中心變成環境品質不佳的代名詞，也因而加深住商分離的合理性。
而使得住商分離的土地使用分區制度更為明確，是在於19世紀末英國的規劃師-霍華德(Howard)所提出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構想。他認為市中心區內多種用途的混合和高密度的開發是造成都市住宅品質低落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議將市中心內的各種用途加以區分，把住宅、工業、商業分別置於計畫的保留區內，環繞著一個中央公園配置，並在最外圍以一個農業用途的綠帶將整個都市環繞起來。而這個構想，也確實對歐美國家的城市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包括土地使用分區的確立及新市鎮的開發建設等。
相對於歐美國家，臺灣的都市發展也不是沒有面臨上述的問題，也曾因人口過於的稠密，而使都市的居住品質不佳，也因而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擬定。但臺灣不似歐美國家有廣大的腹地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搬遷與開發，且許多居民都早已習慣以自己住家一樓的空間開設店面，尤其在主要道路沿線更為明顯，因此若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臺灣很少有區域性的商業中心，反而是帶狀分布的商業中心為臺灣都市發展的常態，也因為商業店面難以集中，更加使住商分離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難以執行，故便採用條列式許可制的土地使用管制，使得住宅區也可以容許有影響性較小的商業使用，住商混合的制度乃較容易在臺灣形成。
若從經濟效率的觀點分析，土地使用管制可以避免土地利用外部性的產生，同時可以有效提供公共財貨，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有效控管土地的使用，使公共支出能夠節省，因此歐美的住商分離制度對於政府管理土地的角色來說，是較具有經濟效益的，但對於民眾的生活而言，確可能因為需要長時間的旅運行為，而增加了許多的運輸成本，且早晚不同時間點，所造成的空城現象，也使得在治安的管控上增加許多無形的成本，故歐美國家現在也開始檢討是否應該修改嚴格的土地使用管制，而採以市場導向的方式規劃土地的使用型態。
因此，不論是住商混合還是住商分離，在經濟上皆有其達到效率的目的，惟應採行何者，則需端視從民眾還是政府的角度觀之。

資本主義與歐洲中心論

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或客氣一點，討論其為何無法資本累積），都脫離不了西方中心論的史觀。畢竟，以世界各地文明來說，資本主義未萌芽或未成熟的占大多數，可以說發展出資本主義並非常態；那麼，歐洲資本主義的成熟就只能算是特例，並非各文明必經的道路。故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時，或許該反過來想：歐洲為何會出現資本主義？
近期許多學者同樣注意到了此問題，黃宗智提出傳統學術的弊端｢規範認識｣，即以現有的各種模式和理論去討論問題。例如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總習慣借用西歐（特別是英國）經濟史的規範認識，西歐（特別是英國）一向被認為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其歷史經驗具有特殊的意義，經由各學者的統整、研究，成為主流的理論依據，但此是否為一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或著普世價值是否能夠存在，皆有待商榷。
黃宗智認為此｢英國經驗｣，主要內容為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累積，使勞動分工擴大和階級分化加強，故以雇用勞動力為基礎的大生產（及資本主義生產）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形式，許多學者認為此為不可避免的必然規律。
但黃宗智對此經驗提出反駁：17﹑18世紀西歐農村商品生產雖迅速發展，但仍然在原始工業化的層次，此方式並不一定能導向19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甚至在許多情況下，農村原始工業化的發展反而可能成為近代工業化的障礙。故此經驗即使在西歐也未必能處處適用，而明清中國和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在經濟社會上的差異更大，故更不能套用此邏輯。英國農村商品的發展只是剛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偶合，故商品生產在不同的社會可能會引起不同的結果，並非資本主義發展的伴生物。
則為何中國的商品生產未能導出資本主義，黃宗智認為因為中國的農村發展發生了｢過密型增長｣，｢過密｣之義為單位面積的產出雖然增加，但單位勞動時間的邊際報酬卻出現遞減，｢增長｣為勞動生產率的不變或下降的情況，故過密型增長為勞動生產率下降情況下的經濟增長。
明清時期人地比例不均狀況日趨嚴重，過剩勞動力遽增，生存壓力擴大，使剩餘勞力轉向種植經濟作物和農村手工業，雖創造了更高的生產收益，卻也因投入人口大量增加，使工資變得極為微薄，各農戶的單位工作日平均收入也降低，而農戶收益減少，又促成其在經濟作物和農村手工業投入更多勞力，在此惡性循環下，中國農村的總產值不斷增加，勞動生產率卻不斷下降。而產值增加雖促成了農民生產商品化，但此商品化的目的僅為維持生存的需要，並非資本主義企業家的求富精神。且其利潤也因商品過多而極低，使原本的大生產反而被農村小生產取代。故在過密型增長問題不斷加劇下，大企業經營無法維持，資本無法累積，資本主義也無從發展。
但李伯重卻也提出黃宗智的理論缺陷：黃宗智所提出的過密型增長，是依據馬克思和亞當斯密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而此僅是經濟成長的其中一種，因此不能因中國經濟發展不符合此形式成長，即斷定中國沒有發生其他形式的經濟成長。甚至李伯重認為此經濟發展方式在西歐也不具有普遍性，黃宗智以英國等西歐個別國家的理論來評論中國，仍不脫歐洲中心論的範疇。
且過密型增長發生的前提是強大的人口壓力，李伯重認為明清中國並沒有人口壓力的問題：其提出清代人口的成長率並沒有大大高於以往，且與西北歐相差不大，且在宋代、明代時都有學者認為發生人口壓力過大的現象，在此現象之下，清代人口仍能不斷增長，代表並無人口壓力問題。
且此時由於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產值均提高，棉布和絲綢工業產值也增加數倍，並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皆比明代後期更發達，因而此些行業所創造出的生產總值也有較大增加。並認為此時經濟增長超過人口增長，故農民生活水平跟近代水準比起來相當高，不輸當時的西歐國家。
因此李伯重認為黃宗智的過密型增長理論並不成立，且一直到19世紀前半期，中國最富裕繁榮的地區仍是人口最稠密的江南地區，此地也為中國經濟進步的主要推手，故李伯重認為中國實已到達資本主義萌芽但未成熟的階段。而李伯重如此堅持中國已到達資本主義的起點，是否也和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史觀，習以將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國家畫上等號有關？

參考資料：
王國斌，〈過密型增長理論與中國經濟史研究----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68-1988》評介〉
李伯重，〈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用於明清江南農村經濟史研究〉

資本主義是否會是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雖然老師尚未在課堂中提及這一段,但關於這個議題我有些許看法,課後或許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綜觀全球,目前有許多經濟發展相當成熟國家,均是視資本主義為宗旨的國家.
資本主義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的迅速發展又證實了資本主義.

那我們對東方的巨龍-中國應該怎麼看?
眾所皆知地,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可以說是一個強調財富均等的國家(雖然中國的內陸與沿岸居民的年收入也早已開始不平均,但中國仍是一個共產國家)內需強盛的中國已經吸收了許多外資,大量的外資投入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異常的快速,每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10%左右,相對之下美國與日本2~3%的力量顯得相當薄弱.

資本主義是否會是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目前世界上是共產國家,又是經濟發長旺盛的國家數目,寥寥可數. 如果假設經濟成長可以促使國家邁向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應該如何定位她自己?
難道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同時並存?
或是中國有一個折衷的方式:經濟特區採行資本主義,一般行政區域則採行共產主義. 我懷疑這個方式的可行性.
當然,中國人民目前也會出現經濟上的M型,乃是因為發展經濟特區,與放寬部分行政規範的關係. 即,對於地方的行政區域而言,已無需將該行政區所有的剩餘資源上繳中央,地方可以保留部分餘額.
抑或是:資本主義與共產黨並存?
這難道會是共產黨甘心坐視不管的現象嗎?